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奔跑/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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芝加哥并不以海明威传名江湖。它的传奇之处，除了著名的黑手党，这里是二战后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重镇。
我不敢宣称读透他们的学说，但我在这个领域的藏书，多半是这群人的著作和传记。我更感兴趣的是一个旅行者的疑问：为什么会有芝加哥学派？
这个问题很有趣。简单讲，原因就是"哈帕校长"+"芝加哥"。
虽然依利若伊是个农业州，但在湖区的芝加哥，十九世纪以其水运便利，成为工商业大码头。相对于华盛顿和纽约，这里不仅是地理意义的西部，也是远离主流政治的批判者的乐园。
“神童”威廉·哈珀，1856年生于俄亥俄州，10岁进入大学主修语言和音乐，19岁获耶鲁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。24岁时，他已经是芝加哥浸信会联盟神学院的神学教授了。
哈帕是个经营奇葩。他在芝大校长任上的14年，几乎是同行们的“恶梦”。他以狂热的办学热情，说服了当时8位在任的大学校长和近20名的系主任辞职来芝大执教。他通过提供多得多的补贴，来吸引“美国最优秀的学者”。
威廉-哈帕（1856-1906）
哈帕一直致力于学者们批判思维训练。在这样背景下的情景是，评论者说：在芝加哥，他们在革命；一个没有革命的星期是失败的星期；在这里，每一个独特见解都会得到认真对待。这使得东海岸乃至欧洲的学者们发现，在芝大，他们不仅无情瓦解凯恩斯学说，更近乎狂热地捍卫资本主义。
芝加哥，这个奇妙城市，成为66号公路的起点，那是再合理不过了！在北美史上，它是普利茅斯之后的另一个重要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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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问橡树园之后，我们在中国城吃了一顿地道的川菜，驱车前往芝加哥大学。
美国的大学都与社区融为一体，芝大也同样如此。一个陌生的参观者，往往有点不得要领。后来我们发现了芝大书店，就一头钻了进去。书店颇具规模，有上下两层。除了书，还出售印有芝大校徽的纪念品，比如运动衫、茶杯、签字笔、冰箱贴等。
没料到书店的街对过就是芝加哥大学的老校区。古老的建筑气势恢宏，围成一个方形的城。这真是传说中的象牙塔呀！我们在城内漫步，对这些建筑的来历和它们的故事一无所知。各种肤色的学生们，在校园古香古色的路上走过，各忙各的事儿，其中到亚裔学生也不在少数。
当然，我更关注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院在哪里。反复研究校园中张贴的地图，发现有弗里德曼经济研究所的标识，其实离老校建筑群也不远，是一幢粉红色的大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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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着一点特别的心情，我推门而入。走廊上摆放了课桌，学生们安静待在这里温习功课，也有三五成群在一起讨论什么。走廊一头也有一个咖啡店，生意还真不错，过道里弥漫着一种浓郁的咖啡香味。大楼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教室，有的教室在上课，老师或者学生在黑板上边板书，边讨论问题，也有些教室只是学生的自修室。在这里，一切都很平凡、很普通，就像我在国内的大学里一样。
进门左手有一个小展室，主要介绍在芝大获得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的那一个群体，比如弗里德曼、科斯、哈耶克等。展示柜里也展示出他们的奖章和证书。墙上图文并茂，介绍他们的历程与观点，显示屏滚动播放着他们的某些演讲片段。二战之后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，很多政策主张和治理智慧，正来自于这一个群体。
在咖啡馆附近，我发现有一个以弗里德曼名字命名的会议室。从门上的玻璃窗望去，可以看见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，周边摆满了褐色的椅子。会议桌一头，是一张讲台，以及供投影用的白色屏幕。墙壁上挂满照片，除了弗里德曼等知名教授，还有更多我所不熟悉的人。我推了推门，门是开着的。这里似乎不会有任何人管你。
这应是教授们以及他们的学生们召开研讨会的地方。我在讲台上站了一会儿，试图体会一下那种莫名的感受。在过去的时光里，我通过中文或者英文读过他们多少文献呢？或许其中哪一个精彩的观点，就曾在这里发表过，在这里激烈的争论过。这使你感到知识的传播、智慧的流传，多多少少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
芝大校园鸟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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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经济学家是好人吗？”芝大经济学教授乔治·施蒂格格勒在他的自传中，开篇就问。
经济学家似乎不太招人喜欢。记得几年前，尚在深圳大学任教的薛兆丰教授写过一篇关于春运的文章，《火车票价格还不够高》，可着实招来了汹涌的口水。
也许是这个原因，芝大的经济学家们刚开始也是坐而论道。1947年，在《通往奴役之路》取得巨大成功和短期的美国巡回访问之后，哈耶克觉得“战争把整个世界分割成许多思想孤岛”，他雄心勃勃而深思熟虑，要组织“一个介于学术性协会和政治性协会之间的机构”，“不关注短期的政策问题，甚至不关注特定国家的特殊问题，而只关注自由秩序的普遍原则”，为其自由主义构建一个清晰的哲学体系。他们小心翼翼地与公共政策保持着距离，直到1960年米尔顿·佛里德曼接过哈耶克的接力棒主管朝圣山学社。
有趣的是，弗里德曼是参加过朝圣山“一大”的。他在其传记中写到：这次瑞士之行“使我真正萌发了对公共政策的兴趣，并最终导致我写出了《资本主义与自由》一书”。这本出版于1962年书，很快就登上畅销排行榜。此后，他围绕瓦解“”凯恩斯共识“，成为倡导“彻底的放任自由主义”的急先锋。他在关于公共问题的系列演讲中，雄辩地提出了具体的政策解决方案。虽然争议纷呈，他的主张逐步成为共和党政策的主要基础。尤其是1980年，他的长期、忠实的思想追随者里根成功当选美国总统，被视为一个鲜明的标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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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弗里德曼的雄辩，他的同时代人都领教过，1963年，保罗·萨缪尔森略带讥讽地说：“弗里德曼本人的说服能力实在太强大了，如果他不幸离世，那么他的思想很可能与他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”
2006年11月16日，弗里德曼逝世于旧金山。一年多后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，彻底放任自由主义又陷入了巨大危机。萨缪尔森是否一语成箴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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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前凯恩斯，战后哈耶克、弗里德曼。经济学教授们如此强势地主导了全球近一百年的经济和政治议程，影响了几十亿人的生活和命运。
参观完弗里德曼经济学研究所，那个带有揶揄口气的问题又在脑海里盘旋：经济学家是好人吗？
然而，即使是经济学家，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选择却也是有如此天壤之别！
我心满意足在校园里闲逛。这里还有校园里的教堂、有东方文化研究中心，还有占据面积庞大的生命科学学院和芝大医院。
在经济研究所不远处，还一幢大楼命名为哈帕中心。我想，这是芝大对首任校长、那位经营奇才哈帕先生的纪念吧。
（《伟大的说服》，安格斯-伯金著，2017年，华夏出版社；《乔治·施蒂格勒回忆录》，乔治·施蒂格勒著，2006年，中信出版社）
